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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P.11-12 評論 被遺忘的族群 踏入八十年代以後，香港人以為持續的經濟增長已將香港改造為一個富裕的城市。在他們眼中，過往香港所面對的各種社會問題，都因為人口增長受到控制（特別是取消了「扺壘政策」，堵塞了非法移民的流入）和經濟發展迅速，而逐漸得到解決。貧窮不再被看待為結構性的不平等的結果；在全民就業的經濟環境裡，貧窮被視為一種個人問題──只要他們願意工作，付出努力，人人自然有條件過美好的生活。因合理價格的房屋供應量不足而產生的僭建房屋、惡劣居住環境（如「板間房」）、露宿等現象，亦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由以往被看待為長期存在的城市矛盾，轉而被視為過渡性的問題。只要經濟高速發展，各種問題都會自行解決。曾經有段相當長的時間，香港人以為他們身處於一個富裕的城市，很多社會問題，都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自行消失了。 現在看來，當年的想法何其幼稚。就算在香港經濟最風光的日子，貧富之間的差異固然相當明顯，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城市富裕的一面無助於解決一些經濟困難及資源短缺人士的生活問題。露宿者的處境，只是眾多因經濟及社會資源短缺，以及生活上出現變化（如失業、居住的社區面臨拆遷、婚姻狀況有變、患上職業病等）而陷於困境的其中一種狀態而已。由平常生活轉為無處容身、露宿街頭，這反映這個富裕城市裡面，仍有不少人處於一種相當脆弱的位置，只要生活出現某種變化，便難以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 以前，香港社會沒有認真正視貧窮、露宿等問題，除了因為迷信香港已晉身富裕城市的地位之外，還因為這些問題都收藏於舊區（如灣仔、深水埗、旺角等）裡面、隱蔽於鬧市的陋巷或（如上面個案所述）處於日與夜之間不張揚的時空裡。到八十年代，城市發展把焦點由新市鎮回到市中心的地區時，這些埋藏已久的問題才陸陸續續在城市重建、拆遷舊區樓房時暴露出來。 可是，聽過一些露宿者的故事之後，大部分香港人仍不為所動。香港人肯重新認識本地社會的貧窮及相關的問題，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事情。若非經濟結構轉型（尤其是製造業北移珠江三角洲）的趨勢已表面化，經濟環境出現不景氣，很多香港人還會繼續視貧窮、露宿為個人問題，與社會無關。所以，對很多香港人而言，最近幾年是他們重新認識香港社會的時期。 在富裕的香港社會裡，有被人遺忘的群體──露宿者屬中一類。
抉擇 (三) 公義路上 P.221 香港大學的法律課程是三年的學士學位課程再加一年針對執業而設的深造文憑課程。同學大部分在第三年時便得為畢業後的工作打算。在九十年代以前，由於畢業人數不多，故絕大部分同學均在畢業後投身法律界，也有極少數投身政府政務官行列，投身這兩個界別以外的便算是異數了。 其實要一個才二十歲出頭全無工作經驗的年輕小伙子選擇一個終身職業是極為荒謬的。法律學院中亦有一些同學，他們修讀法律並非出於興趣，而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望，既然讀了幾年法律，投身法律界便順理成章，畢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當年自己畢業的時候便有點不甘心，沒有理由因為我入大學時選擇了法律我便一定要當律師。兩年暑期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大律師那種獨立自主、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以及處理案件時由作判斷以致案件成敗的後果均由自己負責的專業工作委實吸引，但為了一份不甘心，我還是負笈海外，一方面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希望想清楚自己所追尋的目標。 海外一年，發覺自己對學術研究有較濃厚的興趣，亦希望找一份以人為本的工作，加上那時港大法律學院只有一位華籍教師，自己與學生在語言、文化、經驗方面均較接近，對香港法律教育或許可以有多一點頁獻。 然而，專業教學始終不能脫離實際的執業經驗，就這樣，我同時晉身了大律師和學術界的行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遲來的公義 (三) 公義路上 P.224-225 初出道時，處理的大部分是裁判法院審理的案件，當時有兩類案件充斥裁判法院：藏毒和遊蕩，其中一宗藏毒案至今仍歷歷在目。 被告是兩名街頭露宿者，被控藏毒作非法販賣用途，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控方的案情顯示，凌晨一時左右，兩名警員在深水埗一幢多層樓宇巡邏，在一樓梯間發現兩名被告正在吸毒，其中一人馬上飛奔至地下後為警員所擒，另一名因為是跛子，走路不便，當場被捕，警員在他們身上搜出超過半克的海洛英，按當時的法例，只要藏有超過半克的毒品，便假定藏毒作非法販賣用途，除非被告能推翻該項假定。 被告的答辯是他們當晚吃罷消夜，在返回他們慣常露宿的地方途中忽然下雨，其中一名被告想起有個朋友就在那幢樓宇留宿，便上樓問他借傘，另一名被告則在地下等候。找不到他的朋友，卻遇上兩名警員，言語衝突後便遭檢控，他們均否認毒品是自己的。 被告的答辯疑點甚多，但翻看多遍有關文件後仍無甚盤問的頭緒，於是決定往案發現場一行。現場是南昌街一幢頗破落的舊樓，冬天晚上的南昌街顯得格外蕭條冷清，舊樓的樓梯相當狹窄，僅能容兩人同時擦肩而過，一樓梯間擺放了不少雜物，包括被鋪、電飯煲等，明顯是有人在那裡長期留宿，這一點倒和被告的辯詞脗合。 開庭前，控方建議若被告願意承認藏毒作吸食用途，控方願意撤銷藏毒作販賣用途的控罪。藏毒作吸食用途是較輕的控罪，這種以較嚴重的控罪迫使被告承認一項較輕的控罪的手法，當年頗為常見。由於法例規定只要藏有少量毒品便假設作販賣用途，加上這類控罪的被告又多為有案底的癮君子，為免被判較嚴重的罪行，他們多願意承認較輕的罪行了事。 我的當事人斷然拒絕這提議，他們告訴我：「我們也不是未嘗坐監，如果毒品是我們的，承認又有甚麼所謂？監獄的環境也不比街頭露宿差，但這次實在不是我們，沒理由被『屈』。」 被告否認控罪，控方傳召警員作供，兩名警員的供詞有不少矛盾的地方，尤其是拘捕的過程，一名被告當場被警員拘捕，以現場環境那般狹窄，隨後的警員很難越過他的同僚和被告，追到另一名被告。在控方舉證完畢後，我開始相信我的當事人是說真話，雖然我力陳控方證供的疑點，法官仍認為被告需要答辯，最後更判被告罪名成立。 法例的有關假設，多年來可能造成不少冤案，這項假設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罪，違反了普通法的無罪推定原則，亦迫使不少被告承認一項他們可能未嘗觸犯的較輕微的控罪，而這類控罪的被告，多是一些新移民、癮君子或有案底者，往往得不到社會人士的同情，縱然法律界多次批評有關假設，法例還是依然故我。 七年後，《人權法案》通過了，自己有幸參與一宗案件，終於成功推翻有關假設，上訴庭判定該假設違反任何人未經判罪前均假定無罪的原則。上訴庭明顯是對的，因為法例的假設給推翻後，控方在檢控藏毒作非法販賣用途的案件中，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昔日的假設，只不過省卻控方的舉證工作，卻使不少無辜者入罪。
第五節 P.100-102 媽媽說這幾天有寒流，要我們穿上厚厚的衣服。上學的時候，我穿了棉內衣、恤衫、長袖冷衫和校褸，還戴了頸巾，但仍然覺得很冷。上課的時候雙手放進褸袋也不能保暖。放學回家，我看見一封寄給我的聖誕卡，信封貼上外國郵票，我打開聖誕卡一看，是何老師寫給我的。 親愛的敬華同學： 你好嗎？有沒有用功讀書和聽老師的話？這裏在十一月已經變得很冷，有時還下起雪來。我是第一次看見雪景的，真的很美麗。你看見的就是雪白的一大遍。我現在在大學進修，功課很忙，又要特別抽時間學習英文，所以很遲才能寫信給你。希望你和其他同學能用功讀書，聽老師和父母的話，做過好孩子。有空寫信給我，祝聖誕快樂，學業進步。 何老師 我看看聖誕卡，畫的是一間屋和很多雪。我要告訴何老師我十分高興。 親愛的何老師： 很高興收到你的聖誕卡。我們這裏沒有下雪，但這幾天天氣很冷，我穿很多衣服還是不夠暖。我答應老師我會用功讀書，聽老師和爸媽的話，做個好孩子。希望你有空寫信給我。祝聖誕快樂。 學生盧敬華敬上 寫完信之後我到姊姊房間拿了一張聖誕卡，我將聖誕卡放進信封後才知沒有錢買郵票。我問媽媽，媽祇答應給錢我買平郵郵票。我趕著走到郵局把信寄出，希望何老師可以快點收到。「細路而家寄平郵要明年二月先收到。」我哭喪著臉，不知怎樣回答。「你返去叫你阿媽俾錢你買空郵郵票啦！」「我阿媽話空郵太貴。」「咁你應該早Ｄ寄嘛。」我沒有再出聲。「Miss Ho，係你邊個嚟㗎？」「佢係我老師，而家出咗美國讀大學。」賣郵票的叔叔想了一會。「咁啦，見你咁有老師心，我幫你出住錢買空郵郵票，不過你要記住儲錢還番俾我。」「知道！」「咁你儲錢要儲幾耐。」我搖搖頭。「唔知道呀。咁啦，你以後除非唔嚟郵局，唔係我每次都叫你還錢，直至你還哂錢為止。咁好唔好呀？」「好！」
父親啊！父親 如果問我到今時今日最難忘的是誰，是甚麼事，那便是父親……和父親的病。 記得我帶父親去看病後，他不願馬上回家休息，因為逛街對他來說是很難得的。我們的環境是中下階層，父親在報館做事，半夜也時常有公事找他，沒有多少享樂的時候，而且我知道他很想我陪他逛一逛，自我長大後，很久沒有和他逛街了。 那天他在炎炎夏日之下，帶著高血壓的病軀，像個不聽話的孩子，無論我怎樣催他回家，他仍是依依不捨。那時我並不懂病人心理，只覺父親不聽話，不依醫生吩咐好好休息，在街上我擔心他血壓高多於留意他“偷歡”的神態。 老父實在是長期太辛勞了。原本他是個好好先生，血栓塞後，脾氣變得非常暴躁。醫生說他的腦部組織因病以致部分壞死了，不能像精神病可用藥醫治，又說他太不講理時可以責備他一下，平時就盡量順順他的意思。當父親變得越來越不講理時，我也變得越來越失卻耐性，磨擦也像繭一樣越磨越厚，兩人心中的苦痛都沉重像鉛。 父親最想家人圍伴在身邊，在他進了聖保祿醫院的時候，他不肯吃院中的伙食，鬧情緒，陪他過夜仍不夠。有次我剛剛回家教琴，他便立刻叫鄰床病者的家人打電話要我馬上返醫院。那時真是氣極了，一教完琴就“打道回府”，醫院變了家，返到醫院還被罵：“幹嗎不馬上來！” “快把廚房搬來醫院煮飯我吃！” “湯是不是媽媽煲來的？叫媽媽煲湯我喝！” 他氣得七孔生煙，我就覺得自己被氣得七孔流血。 那時我們十分矛盾。有時父親會哭著道歉，轉頭又有一個花樣。我覺他可憐但又生他氣，覺得他像是個重擔，心中暗暗寧願他早日重病離世，又悲憤但又內疚；這種心態在當時沒有人幫我輔導，找不著出路。 倘若我出外，父親便大發雷霆。有一次甚至將洗頭水倒滿一地，打破飯煲……當我回來看到像大戰後的場面，胸口像被重壓著似的。幫他洗腳抹身就像要與他角鬥，待我收拾殘局至凌晨一二時，他就乖乖睡覺去。 我沒法接受這個轉變和現實，亦不懂長期病患者的心理，從未如此難過，竟咒罵一個自己愛的人，怨恨一個自己曾同情和尊敬的人。那時他不像父親，我也不像女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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